周其凤卸任,新任校长能走出“宿命”吗?

3月22日,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潘立刚在北京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任免决定,王恩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(副部长级);因年龄原因,周其凤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。

 

一时间,“周其凤”成为微博搜索热词。一所大学校长的卸任,得到舆论这般“待遇”,是鲜见的。这或许与周其凤的行事风格有关,他在北大任上的举动,比如跪拜母亲、写“化学歌”、批评美国教育等等,多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,但是,周其凤遭遇争议的根本原因,还在于其并非公选的校长,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官员。

 

从网络跟贴看,对于周其凤的卸任,不少人十分高兴,可是他们不会高兴多久,就会发现,新任校长与周校长很可能差不多——他也是由上级任命,有着副部级行政级别,这决定校长首先是官员,而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教育家。在周其凤担任北大校长之前,他并没有受到多大关注,但当北大校长后,由于北大的显赫声名,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被放在聚光灯下审视,这就很容易暴露出官员身份与教育家身份的严重冲突、官员治校的严重弊端。

这会让北大和北大校长都十分尴尬,更进一步说,这是北大和北大校长在教育行政化环境中所必须承担的压力(与指责)。要摆脱这种尴尬,就必须推进大学去行政化,实行校长职业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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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想,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,北大校长不是由上级部门任命,而是由北大的理事会(由政府官员、立法机构成员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社会人士代表、校友代表组成)遴选,那么,遴选出来的校长,应该更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风格,而与此同时,对于校长的工作,无论是教师、学生和社会人士,都会给予更大程度的理解和配合——这到底是公开遴选的校长,大家要对遴选结果负责。

 

但现如今,对于新任校长,是很难要求教授、学生和社会公众予以“配合”的——在校长到任前,教授们都不知道新任校长是谁,可以说,连知情权都没有,谈何参与权、评价权。由于在校长遴选时,没有履行权利,因此,对于校长的工作,他们也就会更多采取“旁观者”的态度,而一旦校长的行为出现纰漏,就会加以“嘲讽”。——这种“嘲讽”和正常的监督是不同的,正常的监督有良性的反馈机制,而无奈“嘲讽”只是表达一种情绪。对于校长选拔、评价无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的公众和北大众师生,是会借各种机会表达对校长的意见的。

 

所以,周其凤的诸多行为,都被贴上“作秀”、“炒作”的标签,被舆论鞭挞,他自己恐怕也十分委屈,可这是行政化教育体系中北大校长难以走出的“宿命”。

 

我国《教育规划纲要》对于推进教育去行政化,已有明确的规定,包括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,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,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,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办法,建立现代学校制度。过去两年间,在教育部的主导下,我国少数部属院校开始实行校长公选,但总体而言,推进校长去行政化、职业化十分缓慢——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依旧,学校还是官场而非教育机构,校长还是有行政级别,对于校长岗位的权力,仍缺制度性制约。这注定校长的首要身份还是官员,而非教育家,但社会对校长却有教育家的期待,于是期待和现实之间的“落差”将难以避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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